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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是学者，也是记者。他从武汉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成回国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期间，感到缺乏学术自由，于是再度出走，到法国定居。曾执教于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现任职于法国国家电台，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他还是"同中国一起思考”法文丛书、"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丛书主编，法文"当代中国思潮丛书”主编，香港《信报》时评专栏作者，在今年六月份在《明报》开设"远西近思”专栏。近期著作有《中国的觉醒—改革以来中国思想演变1976- 2002”》（法文），主要译著有《新汉文化圈》等等。近20年来，旅居的陈彦融入法国主流社会，在文化与思想领域颇有建树，同时也是中欧文化交流的积极观察者与推动者。

　　在法国汉学界，陈彦以理性和思想性著称，具有一定影响力与行动力。陈彦赴加拿大讲学，主持会议一方打出的欢迎词是，“与陈彦一起思考中国”。

如果说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是老一辈中法文化卓越的摆渡人，那么陈彦则堪称后起之秀。不同的是，后者着重摆渡的是当下中法学界的所思所想，让中国与欧洲抵达理性的倾听。

　　现任职于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的陈彦，同时也是欧洲华人学会的秘书长。在陈彦看来，思想者热爱思想是不够的，还要热爱行动与参与，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由陈彦主编的推介中国思想的“同中国一起思考”法文丛书，及同时介绍当今法国思想的“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论丛，正处于陆续出版中。

著名学者陈彦莅临蒙特利尔论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未来

2004 年5月26、27日两天，受蒙特利尔华人企业家赵静为女士（Mini Place des Amis）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研究员陈彦访问了蒙特利尔，并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一是在Concordia 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民族主义是真老虎吗？》的中文演讲，一是在Hyatt 宾馆和前市长Pierre Bourque先生, 前驻华大使，现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Fred Bild共同主持题为《中国和中国人》的法语圆桌讨论会。两场讨论会座无虚席，讨论热烈，欲罢不能。虽然听众和参与者肤色不同，职业不同，操着不同的语言，乡音，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关心中国的未来。全世界都在问一个问题：中国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会走向哪里？当然，出席这两场学术报告会的所有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陈彦2004年5月26日晚在Concordia大学演讲

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Fred Bild先生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汉学家，或者是中国问题专家曾经准确预言过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国是一个迷，所以每个人都要思考。他也没有答案。他说，往往旁观者觉得中国的发展太快，快得有点可怕，可是参与到其中当然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Bild先生回忆说："我89年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正好是六四过后，中国根本没有外商，宾馆是空的。我呢，经常讲中加友谊。有个人给我提了个建议，他说,‘大使先生，你一直在谈中加友谊，友谊是中国人常用的词，但是你要成为中国正真的朋友，你要做些实事。中国正在发展经济，你要让加拿大的企业家对中国感兴趣。’我发现这是最有用的建议。我就遵循这个建议去做。”Bild先生说，现在当然有各种问题，比如:中国会继续发展吗？中国会崩溃吗？但是，发展在继续。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做一个观潮人，而是要加入到这个经济发展大潮中去。

Bourque先生回忆了加拿大，魁北克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历史，他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他作为中国观察员的身份，认为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不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寻求有利于人的利益而发展。在这方面，魁北克和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比如教育，环境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他觉得魁北克企业家不应该犹豫，害怕，要大胆地去中国。他说，89年，他去中国，那时全世界都抛弃了中国，他做的那架飞机除了他，只有两个日本人。不过，正因为这样，中国人特别看重他的友谊。因为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朋友啊。

陈先生告诉记者，中国近期内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中期一定会走上民主化的稳定发展道路，但是从长远来看，还会有能源不足的问题。

不同于这两位政治家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在演讲中，陈彦更关心中国的民主改革。他认为，中国民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看领导人能不能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他用一个学者的严谨和睿智，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他说，从经济结构上来看，中国私有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四。而这一点，在社会学上的意义比在经济学上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因为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城市工人现在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这个变化是如此深刻，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么深刻的变化在媒体上还没有广泛讨论，所以大家可能认识不足。从政治上来看，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已经表明共产党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三个代表”强调代表所以人的利益，特别加进了代表私营企业家。以前，私营企业家是敌人，是要改造的对象，现在共产党也要代表他们。现任主席胡锦涛提出的"三为”，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称为"新三民主义”，离西方的民主只差一句："权为民所授。”陈先生认为，变革已经具备了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中产阶级也已经成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威胁论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中国威胁论。这种担心不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强大，而是因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高涨，在游移，集中表现在两本书中《中国可以说不》和《超限战》。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把别人看成是自己发展的障碍，看轻对别人的影响，发展到极端是很危险的。但是，从表面看，似乎是爱国主义，一般的人不容易辨认，所以就更危险。陈先生从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阐述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

民族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形成的概念，有以法国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前者撇开其他一切因素，只要认同政治制度，就认为是一个民族；后者认为要有共同的文化，语言。政治民族主义在法国发展到极端是拿破仑要把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走上了侵略的道路。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走到极端是希特勒德意志血统优秀论的纳粹文化。现在美国用军队输出自己的民主，是在重复拿破仑的失败的尝试。连法国都是反对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岳飞的爱国主义。但是中国古代是天下主义，只要认同我的典章和文化，就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史开放的，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比如，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国，到受到排挤，在中国却几乎被同化。在二战时，上海成了世界上不多的收留犹太难民的城市之一。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优越感被西方的长枪长炮打碎。鸦片战争后，中西方日益对立，冲突，中国人的心中生出被有些学者成为对西方的"羡憎情绪”，就是又爱又恨。从洋务运动学西方的器物，到戊戌变法学西方的文化，到五四运动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最终从文化认同走上了政治认同这条路。虽然民主在中国还没有正真实现，但是共产党标榜的也是人民民主。

陈先生把民族主义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爱国主义，这是情感爱国主义；二是在受到侵略时表现出来的高昂的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三是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为了自己民族的强大，可以调动一切手段来加强民族力量，同时不计后果。民族主义本身成了目的，这可以导致侵略，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陈先生认为，中国的排外反美情绪和趋势是危险的，如果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形成气候，对世界，对中国都不是福音。在97、98年的时候，印度当时的总统瓦杰帕伊就用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做借口，发展核武器。

值得欣慰的是，陈先生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找不到支点，形不成气候。在文化上，中国文化不排外；在宗教上，中国没有象日本的武士道或者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样极端的宗教；从种族上来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汉族本身在历史上也经过多次融合，所以汉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陈先生认为，西方其实也没有把中国极端的民族主义当作主流，只是提出：中国有没有危险这个问题。

陈先生认为当前可以激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两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和日本钓鱼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执政党把民族主义当作工具来为己所用，也是极其危险的。比如在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的领事馆，受政府操纵的媒体，一哄而上，形成一股强烈的反美情绪，搞得美国政府警告外商随时撤离。中国政府看到这样对开放不利，有草草收场，不了了之。对于一般民众来说，防止极端民族情绪，最好的办法是头脑要冷静，凡是要用理性，而不是诉诸感情。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认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但不一定是中国的政治。很多华侨分不清正当的爱国热情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在文革中海外的文化大革命比国内还要过分；现在的新移民，衷心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也不能理性地看待中国的问题，听不进对中国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中国需要陈先生这样理性的思考，而不是口号和盲目的激情，这些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敌意和危险。

陈彦：和中国一起思考

陈先生思想的深度来自与书和思考。有四本书对他影响最大。一本是旅美华裔学者黄仁宇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我当时还刚刚踏入历史领域，黄仁宇的这种横贯古今的历史视野使我豁然明白什么叫鉴往知今。如果说，温故而知新对我并不陌生的话，我却是从此时起才明白温故也必须知新的道理。”另外两本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成名作《地中海及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和他的第二部宏篇巨制《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十五至十八世纪》，从这些书中，陈先生学会了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我的感觉，历史书浩如烟海，但又不得不读，不读你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面对人生，都将缺乏必要的历史厚度。找准好的历史典籍来读，其实是一种捷径，因为读了以后你会受用无穷。读布罗代尔，我就有这样的体验。”第四本书是法国19世纪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我喜欢托克维尔却是在其深刻和睿智之外，另有他因。托克维尔是19世纪初带着法国的社会问题去美国考察的，这不免同我们这一代向西方求真理的学子感到某种亲近。他对当时美国‘新’社会的向往同我们这种游学之人的心境实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同时，他从美国回国之后也有着强烈的‘美为法用’的拳拳报效之心。他的‘革命’这本书的创意不是看到了法国革命的复杂性，而是看到了法国革命同法国专制旧制度的承继关系。对我来说，他笔下的美国民主对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来说，自然有着重大参照意义，但是美国毕竟是新大陆，没有传统的纠缠；相反，法国的民主却是从强大的专制传统中开拓出来的，同我们的历史贴得更紧。”

陈彦拳拳的爱国之心，都在他的思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