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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视龙为吉祥之物，“龙凤呈祥”，大吉大利。因此，在龙年到来之际，文化人也就往往只乐于讲好话，唱赞歌，乃至粉饰现实。《明报月刊》有篇题为〈三千年一遇的“千禧龙年”〉（２０００年２月）的文章，作者认为２０００年的龙年，与“千禧年”（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之意相一致，可以合璧成“禧龙之年”。据他的解释，在英语中，“千禧年”一词的比喻意义是“太平盛世”；而“禧”字是“幸福、顺利”之意，“千禧年”便是逢整千年的大禧之年，“禧龙之年”可谓“中西和璧”。

　　新年伊始，中国人都想图个吉利，写点应景文章，多讲吉利话，无可厚非。但是，千禧年主义（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ｎｉｓｍ），作为基督教的一种信仰的要义，并非只有“太平盛世”的一面，它所信仰的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基督率领天国飞骑重临人间，是上帝毁灭人类一切恶人的正义之战，是人类末日的最后审判。上帝的“世界王国”、“黄金时代”、“新耶路撒冷”的建立，基于这种“神义”的实现。基督教文明中包含的民主精神，原本是反专制主义的。因此，笔者认为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一词的更为准确的译法应当是“千义年”。这种“神义论”（Ｔｈｅｏｄｉｚｅｅ），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日益演化为被欺凌被侮辱者的正义诉求，即一种“人义论”（Ａｎｔｈｒｏｄｉｚｅｅ）。

　　在中国龙文化中，同样含有这种正义原则。相传龙王有九子，其第七子名为“睚眦”，意为怒目而视，性格暴烈，是一条恶龙，所谓“睚眦必报”的原则，就蕴含着作为不义的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平民百姓的“起义”热情，“均贫富，等贵贱”的幻想，但它并不像乌托邦思想那样，完全靠消极的坐等，它像千禧年主义一样，是天使与魔鬼，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

　　许多学者均已指出，实际上２０００年并不是一个新的千禧年的开始，而应当以２００１年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说，中国的龙年并不能与“千禧年”合璧成“龙禧之年”。要合称的话，龙年与千禧年的交会的时间是十分短暂的，即从西历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到１月２３日，即农历庚龙年的“龙尾巴”１２月初７到１２月２９日，接着便是蛇年与千禧年的交会。２００１年与千禧年“合璧”成“蛇禧之年”，大概中国人都不会喜欢。更准确地说，应当合称为“蛇义之年”。蛇虽为女性的象征，但蛇年似乎是多事之秋，上一个蛇年的历史记忆不可能真正从中国人的心灵中抹去。

　　根据六十花甲循环论，将近半个世纪的龙年，中国人记忆犹新。１９６４年，经历了人为的大饥荒之后，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回朝收拾烂摊子；１９７６年，毛泽东的逝世还搭上了唐山地震的无数的生命；１９８８年，力主改革开放的中共领袖胡耀邦下台失势；据说，２０００年的龙，是一条白龙，象征着正义、独立、坚强的意志和紧张的冲突，潜在的变数很多。古老的中国文明，经过共产主义的浩劫之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江河日下，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古风不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历史后果也得归咎于被扭曲的龙文化带来的灾变。

　　从历史和传说来看，据说上一个千禧年即公元１０００年左右，人们都以为世界末日降临，自然界颇多不详之兆，惊雷霹雳之中，有群龙显现于天际。罗马人普遍认为当时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Ｐｏｐｅ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ＩＩ）属于魔鬼家族，害怕他露出真形，他们热望新世纪的曙光。瑞典、挪威和丹麦的国王就是出于千禧年的信仰迅速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放弃了他们维京时代的海盗行经和诸神崇拜。

　　今天，千禧年狂热席卷了整个世界。它会标志着人类的终结吗？耶稣基督会第二次降临吗？从世界范围来看，极权主义的残余，民主政体与恐怖主义的冲突，新法西斯主义的借尸还魂，核战争的潜在的可能性，“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贫困和饥饿带来的难民潮，尚未真正解决的电脑“千年虫”，环境的严重污染，已经在土耳其、台湾、巴西、美国加州等各地接踵不断的大地震，火山爆发，海潮洪水，都在威胁着这个世界的安宁和人类的继续生存。

⊙　两性同体的龙蛇之象

　　但是，不管如何，从人类业已创造的文明中，在中国龙文化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些许希望的精神之光。俄罗斯哲学家别尔佳耶夫（Ｂｅｒｄｙａｅｖ）认为，唯一能构成人类学哲学之基础的伟大人类学神话是“两性同体”的神话。这种“两性同体”，不是纯粹的生理意义上的阴阳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和谐的运动状态，它与专制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在《易经》中，常见的龙蛇并举的意象就含有两性同体的观念。就“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辩证法来看，中国思维倒是与基督教圣经的一种神秘主义阐释有共通之处。圣经说：“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把他们造成男人和女人”（《创世纪》第１章第２７行）“不可能有什么男人女人，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中都是一人。”（《加纳太书》第３章第２８行）。神秘主义者认为这里的经文是在暗示上帝具有两性同体的性质，人在堕落之前同样具有这种性质。

　　中国龙文化，原本就含有两性同体的朴素的审美理想。相传，北方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在统一中原之前，以象征男性的“熊”为图腾，也有崇拜女性的“凤”图腾的记载。据《山海经》，黄帝虽然附赤龙而生，但并没有龙形，他的臣子“应龙”倒是一条龙。黄帝与南方黎族首领、“人身牛蹄，四首六目”的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今在翼州），可见黄帝打的是一场自卫保卫战。汉代的《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黄帝能乘龙飞天，训练熊、罴、貔、豹、虎五兽，与南方羌人的始祖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相传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天上“神龙”而生，或说炎帝与黄帝是一对亲兄弟，可炎黄子孙历来弘扬黄帝而贬斥炎帝，说什么炎帝不肯施仁道，与黄帝争夺权力。《穆天子传》说黄帝乘鸟（凤）舟和龙舟，飞渡大泽。但黄帝的母族为“乔”（左虫右乔，下同）氏，“乔”通桥，即蛇，相传黄帝归葬“乔”山，说明黄帝奉母族图腾。中原统一之后，为了安抚归附的广大部落，黄帝改用“龙”的图腾。“龙”的图腾实际上是“乔”的父系的“熊”头图腾与母系蛇身的“乔”的图腾的揉合。或如闻一多所言，黄帝统一各族之后，以华夏的蛇为主，吸纳了各族的图腾文饰。出土古物的龙纹，皆作蛇形。也就是说，龙性雌雄兼备，两性同体。在古籍中，除了龙蛇并举之外，龙凤呈祥的观念更彰显了女性原则。《春秋》认为，麒麟、白虎、龟、青龙、玄武，必须与凤凰同显，才能标志国家处在正义之君的统治之下。

　　从此以后，龙这一奇特的蕴涵着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各种图案、文献中。在后来的传说中，炎帝一脉的后裔，多阳刚之气而乏阴柔之美，如“以乳为母，以脐为口”的刑天。虽然陶潜早就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赞词，但只有到了革命文化中，刑天才一跃而为伟大英雄——毛泽东词：“不周山下红旗乱。”从此，中国文化日益荡尽了阴柔之美。

　　原始龙图腾的两性同体，在世界各民族的中都有所表现，尽管作为幻想中的动物，中国龙与他民族的龙的形状各异。西方民俗学家大多认为，不少历史资料表明：神话历史上的第一条龙——巴比伦之龙（Ｔｉａｍａｔ），是一位女神。在西方文化中，与龙的神话密切相关的是关于“母亲女神”崇拜的神话。

⊙　假龙形的造神运动

　　但是，在中国龙文化中，龙日益成了父权和皇权的独占。在利奇（Ｍａｒｉａ　Ｌｅａｃｈ）主编的《民俗、神话和传说标准辞典》的“龙崇拜”（Ｄｒａｇｏｎｃｕｌｔ）条目中，美国汉学家詹姆松（Ｒ　Ｄ　Ｊａｍｅｓｏｎ）对中国人何以是龙的传人有如是的解释：早在夏朝，龙崇拜就与中国的祖先崇拜相连。夏朝一位国君曾见他的两位祖先以龙形在宫廷现身，他便尽收龙气于匣中，后继者无人敢开此匣。直到周朝的末代国君斗胆开匣，龙气顿时弥漫宫廷，国君命宫妃全部赤裸立于匣前，龙气化作黑色蜥蜴进入宫妃体内，使之交感受孕。所以，龙乃帝王象征，龙从此出现在王室旌旗上，龙旗飞舞，乃阳刚之气鼓舞。

　　关于这一传说，不知出于中国何种古籍，辞典作者也未作任何分析。

　　的确，有些学者根据龙形，考证龙原本是已经绝种的飞天蜥蜴或者大鳄鱼之类的，属于阴性动物。从上述传说看来，龙的雄性化，假龙形的造神运动，实际上从夏朝就开始了。从此，龙的图腾文化不可逆转地日益转化为一种政治文化。

　　据说秦文公曾梦见黄蛇亘天，可《史记》曰：“秦文公梦黄龙自天下属也，其口止于富（左鹿右耳）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富（左鹿右耳）峙（左田右寺），用三牲，祭白帝焉。”此外，《史记》说汉高祖刘邦之母，于大泽之陂歇息，梦与神遇，未几有孕，遂产高祖。刘邦“龙准而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醉卧之时，其友见其身上常有龙。此后，纬书变本加厉，说刘邦“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俨然如神物。又如《史记》所载，“薄姬夜梦苍龙据腹。高祖曰：此贵征也，吾为汝遂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史记》还有多处有关梦龙的记载。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家，他的记载一般是有根据的。薄姬很可能考虑到未来的太子争夺战，假梦以诳高祖。董仲舒以“神道设教”，《西京杂记》说董仲舒梦蛟龙入怀而作《春秋繁露》，汉代儒生方士均参与了假龙形为帝王捧场的造神运动。

　　此后，宫廷中梦龙的记载不胜其繁。《晋书》曰：“李太后数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南齐书》说南齐太祖十七岁时“梦乘青龙西行逐日，日将薄山，乃止，觉而惧，家人问占者云：至贵之象也。”《宋史》说，安懿王梦见两龙与日一起下坠，他以衣承之，后来生下的“龙子”就是英宗……。

　　假龙形以造神之后，中国历代君王，不断摧毁了龙图腾中的阴柔因素，恶龙代出，尤其是被称为“祖龙”的秦始皇这样的暴君。这种造神运动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上一直持续至今。甚至可以说，造神运动是在二十世纪达到它的最高潮的。造神运动中造出的“能幽能明”的龙性，其“幽”的一面，变成了现代政治的“黑箱作业”，经济上的明抢暗夺，巧取豪夺，政治透明度和开明度距中国甚为遥远。中国人原本是智慧的，一线只差就变成了狡黠。
　十八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Ｇｉ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Ｖｉｃｏ）在《新科学》中认为：古代人类大多具有以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诗性智慧”。维科多次提到龙在中国文化中意义。一般认为西方龙都是象征恶的可怕的怪兽，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古希腊的龙就可以视为例外。维科将中国古代帝王旌旗上的龙徽章与古希腊雅典法律的“龙”（Ｄｒａｃｏ）标志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些古老的民族都是用“诗性智慧”来思考和表达自己，用诗来书写并完成他们最早的文明历史。

　　但是，中国龙与希腊龙之间的相异之处，维科未能进行深入分析。在希腊神话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以龙为象征的法律就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根本保证，替父复仇而杀死亲身母亲的俄瑞斯忒斯最后在雅典最高法庭接受审判时，陪审团由诸神组成，最后判决由他们投票决定。由于智慧女神雅典娜投了关键的一票，才使得俄瑞斯忒斯被无罪开释。恩格斯在《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中，将此视为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胜利。撇开这一案例的审判究竟公正与否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其审判程序就标志着古希腊社会的法制的胜利。尽管公元五世纪的雅典民主制是一种奴隶主民主制，雅典民主政府由于判处苏格拉底的死刑而在西方历史上蒙羞，但不可否定，希腊文化精神为后来的罗马法和罗马共和国奠定了法制和民主的基础，并且成为支撑现代西方民主理念的传统柱石。

　　相比之下，中国的“诗性智慧”，天马行空，无法可循。重人治而轻法制，使得中国龙成了无法无天的象征。在上古传说中，青龙、朱雀、勾陈、腾蛇、白虎、玄武，并称“六神“，其中腾蛇是能云游九霄的神蛇，居无定所，主妖怪、主不详，主喧争。民间测字口诀云：“腾蛇遇者主虚惊，家宅逢之尽不宁，出入官谋宜慎取，免叫仆马有灾形”。据说“毛”字就属腾蛇，可见毛泽东并非“真龙天子”，而只是一条腾蛇而已。《晋书》曰：“唐琮宗梦蛇缠身，遂效其形，作草蛇之书。”毛泽东的书法也是腾蛇舞凤，穿云裂石，目无法度而自成一家。在政治生涯中，毛泽东更明目张胆自称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拿中国民间关于毛泽东的传说以及现代中国政治与雅典神话相比，已经相隔了几千年，而在法治精神上却仍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在龙的政治文化中，最霸道的就是所谓“逆鳞”罪。《说文•十一》说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韩非子》打比方说，人主身上有“逆鳞”，献言进谏的人应当知道回避，也就是说，不要谈论统治者所敏感、所忌讳的话题，只说顺耳之言，否则，触及“逆鳞”，甚至有意“批逆鳞”，惹得“龙”性发作，“龙颜大怒”，那就“臣罪当诛”。历代君主帝王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威压人。龙身上的鳞，逆不得，可是鱼身上的鳞，却可以“千刀万刮”，即所谓“以我为刀俎，以民为鱼肉”。两汉君主皆以“逆鳞”杀人。汉武帝任用酷吏，杀人之多及其“腹诽之法”，残酷远胜暴秦。参与假龙形以造神的司马迁，也因李陵案而无辜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魏晋南北朝昏君暴主的“逆鳞”之毒更甚于前朝，宋后“废帝”刘显杀人成性，甚至喜欢亲自操刀。中国历史上的“逆鳞”的文字狱，尤以明清为甚，罄竹难书。

　　“逆鳞”之罪的现代形式就是“恶攻”。“龙颜大怒”，江河横溢，卷走了多少开国功臣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生命，使无数无辜的人沦为鱼鳖。

　　元曲中睢景臣的名作《〔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与《史记》中相关叙述相较，可以见出作者的全新视角。在作为叙述人的村民的眼里，迎驾刘邦的队伍、仪仗和扈从，乃至皇帝本人，都是滑稽可笑的，在那俨然不可侵犯的仪仗队中，在用以“明制度、示威等”的各色旗帜中，蟠龙旗被描绘成“蛇缠葫芦”，君临天下的皇帝，原来就是他当年熟悉的大无赖刘三。在中国历史上，自古皇帝多无赖，一部帝王史，就是无赖的权术史。

⊙　求雨和拆庙

　　对于玩弄权术的人，中国老百姓无可奈何，向来不耻于下跪求拜。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Ｊ．Ｇ．Ｆｒａｚｅｒ）在他的巨著《金枝》第四章专论“气候的魔法控制”时认为，中国龙是与希腊的风云之神爱俄洛斯（Ａｅｏｌｕｓ）一样的具有魔力的人格神，前者可以为云为雨，后者也可以起风集云，而且可以将阴云搜罗藏匿于山洞以展现丽日晴空。弗雷泽指出：“中国人是精于借风暴来掌握天国之艺术的人。因此，当他们希望天雨时便制作一巨大的纸龙或木龙以代表雨神，并抬着这一偶像游行；倘若无雨，龙的模型便会遭到诅咒而捣烂撕碎。他们或恐吓或殴打，或公开将他从神位上废黜。另一方面，倘若天从人愿，皇上便会下一道‘圣旨’将他抬到更高的位置。”接着，弗雷泽提到：清代１７１０年南京府的一个岛屿久旱无雨，老百姓焚香敬拜龙王爷，日久无效，南京府都督便放话说，倘若某日之前无雨，便会将龙王爷驱逐出城，将龙王庙夷为平地。威胁仍然无效，天无片云滴雨。都督下令禁止老百姓继续供献，并关门封庙。结果风雨大作，龙王爷再度被奉上神位。　　　　权势者拥有权力和地位，却尸位素餐，龙王也不为老百姓普降甘霖，因为如俗语所言：“天旱三年，饿不死火头军”，当然也饿不死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大水冲不走龙王庙，也淹不了紫禁城。弗雷泽在这里所讲的龙王，实际上已经从一种自然神转化为社会神。这一传说生动地表明，对于权势者，光靠下跪请愿，是不能奏效的。社会上的弱势团体和正义之士，必须形成一种压力，必须对龙王“逼宫”，才能迫使其顺应民心民意。

⊙　屠龙和舞龙

　　在历史上，对于那种已经失去了其女性美德，而只具有男性霸气的恶龙暴君，除了“逼宫”之外，也常有正义的征伐。

　　这种正义的征伐，在西方民俗文化中被誉为“屠龙之德”（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ｓｌａｙｉｎｇ），也就是说，在民间文学的“屠龙主题”（ｄｒａｇｏｎ－ｓ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ｅ）中，屠龙者是保护人类免于恶龙伤害的英雄。在基督教文明中，屠龙精神同样得到褒扬。北欧有个民间故事说，基督徒骑士圣约兰游侠到丹麦，解救了即将成为恶龙之美食的公主的性命，因此使得全国皈依了基督教。西方传说中的圣乔治屠龙的故事，英格兰民族史诗《贝奥武甫》中的主人公屠龙的故事，均属于同一主题。

　　在中国民间文学中，降龙伏虎，原本英雄本色。周处斩蛟龙而改过自新，二郎神李冰斩蛟龙化身的江神，均寄托了为民除害的正义理想。陈胜、吴广早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作为一种革命神话，其原初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正义性，也不能完全否定。同时，由于龙蛇并称，斩蛇与屠龙当属同一类型，如后羿斩吞象的“巴蛇”于洞庭，少年英雄李寄斩蛇，等等。

　　在中国龙文化中，屠龙与舞龙，是反叛强权的两种貌离神合的英雄行为。因为悲剧精神与喜剧精神原本是相通的。舞龙，其实与民间的耍蛇无异。舞龙很可能起源于耍蛇。炎帝一脉的后裔，传说中追日的夸父，两条黄蛇挂耳边，手上还把着两条黄蛇耍弄。在舞龙活动中，龙既是被崇拜的对象，又是被耍弄的对象。人们既把龙奉于神龛之上，又把它玩弄于股掌之中，在幻想中加以征服。龙舟竞渡，作为端午节的一种民俗，实际上在屈原之前早就有了。古籍《岁时记》载：“越地传云，竞渡起源于越王勾践”，可见也是与帝王沾边的事情。作为一种体育活动，龙舟竞渡像舞龙一样带有游戏性质，同样体现了中国人的喜剧精神。

⊙　中国龙文化与基督教文明

　　在某些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缺乏屠龙精神的，因为佛道的隐逸倾向冲淡了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剧意识，表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神义论”有些距离。据某些学者的阐释，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龙”，就是指中国人。十八世纪英国有本《君子杂志》，其中一篇匿名文章说“中国”（Ｃｈｉｎａ）这个字，如用希腊文字母拼写，就等于《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所说的“六百六十六”之数。且看有关描写：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其头七角，其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托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权柄，都给了它。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兽；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根据这段经文，这位匿名作者认为中国人是“敌视基督的人”。与这种观点不同的是，利马窦以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傅圣铎、郭中傅、马若塞等索引派（Ｆｉｇｕｒｉｓｔｅｓ）人物，均力求借助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证明中西文化的相关性。白晋通过繁琐的考证，指出《诗经•大雅•生民》所记载的“厥初生民，时维姜源”的姜源就是圣母玛丽亚，后稷就是耶稣，伏羲实际上是亚当长子该隐的儿子埃诺克。通过这些论证，白晋认为中国人早在远古时代就领悟了基督教的全部真理，并且记录在古籍中，后来由于历史沧桑而将基督教“遗忘”了。

　　笔者对这些索引不感兴趣，但是，如果说基督教的要义是千禧年主义，是“神义论”以及后来引发出的“人义论”，是上帝的人类之爱和怜悯，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甚至在龙文化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精神，只是原本就没有浓重的色彩，又被中国人自己摧毁了，冲淡了，湮没了。因此，中国人寻找精神资源，除了借鉴西方优秀文化遗产，吸取西学东渐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传统之外，还需要返璞归真，认祖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