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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叙述的这位加拿大人，不是在本土而是在法国认识的。更确切地说，是在文献中最早认识的。

周 善 铸

上世纪80年代，我的一项研究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授予的重大科研成果奖。遗憾的是，受设备的限制，无法在国内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于是我给此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雷斯贝克教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去他实验室进修和合作研究的意向。不想，很快就收到了他的邀请信，并表示可以提供足额的生活津贴。

1986年秋，我从上海飞抵巴黎。一出机场，就看到一位带着眼镜模样斯文的人，胸前贴了一张写有我名字的大白纸，非常醒目地挤在人头攒动的接客群中。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就是雷氏本人，一位在核技术领域中小有名气的科学家，竟亲自驾车到远郊的机场，降贵纡尊地迎接一个得到他资助才得以前来学习的外国人。一时间，我不禁有些愕然，看见我拘谨的样子，他亲切地走过来，轻拍我的肩膀说：“我是加拿大人，在法兰西，我们都是外乡人。”一句话，顿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使刚刚踏上异乡土地、有点惴惴不安的心情顿时安定了下来。按照当时留学生中的流行称呼，他应该是我的Boss，可他丝毫也没有一点老板的架子，找房子、搬家、去银行开户和办理繁琐的居留手续，他都驾车一路陪行。他是单身，我一个人在法国，都是孤家寡人，所以经常会在夜里或周末，不约而同地来实验室加加班，小憩时就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大大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在共同的努力和默契的配合下，我们小组频频在诸如世界权威刊物“Nature”上发表文章，从工作中我享受到了生命的欢乐和光彩。他还不忘在工作之余，让我利用法国名目众多的假期和开会出差的机会，尽情畅游这个美丽国家的大城小镇和名胜古迹。每逢节假日，为抒解我思乡之情，常开车接我到他家去聊天、吃饭。后来，从其他同事口中知道，他们中间还从没有谁被邀请去过他家作客，这使得他与我之间的交往显得更加难得可贵。

1989年，国内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时间巴黎传说纷纭。因为那时我正担任当地中国留法学生学者联谊会的负责人，并在参与巴黎学生自发组织的游行时，被摄成特写镜头登载在巴黎日报上。为躲开可能出现的麻烦，他当即安排我去外地出差。斯时，我女儿刚巧大学毕业，他茯悉后，立即主动提出让她离开中国，来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深了一层。他对我的破格相待，当然不完全是对我个人的好感，也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多次对我说，中国是一个历史上对世界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只是近年来落后了。只要坚持改革和开放，就一定会崛起富强起来的。由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世界上很多科学家纷纷抵制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雷氏原本是不准备参加的，知道情况后，就毅然决定出席，并让我也一起去。他说：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应当跨越国度、超越政治，不能把政治家的错误和责任转嫁到科学家身上去。有一年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巴黎召开，他推荐我参加国际科学家顾问委员会，以提高我国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并且以主席的身份，特邀多位中国专家出席大会，非但免去了他们的注册费，还另外赠予生活津贴，因为当时国门刚刚打开，出国的机会和经费都还比较紧张。

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凡来自加拿大的要求，从不拒绝迅速安排。哪怕再忙，每年都要回去探望年迈的母亲和姐妹家人。他也爱中国，每发现一篇好文章、好思想或好方法，总介绍我推荐给国内的同行。他又是一位正直、有原则的科学家，若发现一些处理不当或错误的事情，也总是毫不客气地提出意见和善意的批评。1989年的北京会议，他虽然参加了，但是在开幕式上，就肯切坦率地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善待青年学生，通过对话相互沟通取得共识。由于这话出自一位外国科学家之口，又是在北京大学说的，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比之那些简单抵制的人，影响和作用要大得多。又比如，他是多家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审，在审阅上海某研究所提交的一篇论文时，发现借用了他人的实验方法却丝毫不加说明，就非常生气，让我立即转告：“使用了别人的方法，你提了是借鉴，不提就是抄袭。这是学风问题、是科学道德问题。想在国际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丝毫来不得半点马虎。”直到对方改正了，他才同意刊用。

由于他的声望，经常接到世界各地实验室的来信，希望有机会到他这里来学习或工作。我国北方有所著名的大学，一直想和他拉关系却又不想让我介入。为此，校长亲自专程前来访问，向他提出了每年人员互访、费用由中方承担的诱人合作建议。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他一口加以拒绝。事后他告诉我说，你们国家的科学还很落后，人才更缺，正需要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努力，怎么能相互排斥和拆台呢？

这种事例还不少，他不仅在学术上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为人也热忱义气、随意亲和，更可贵的是品格上的正直公正和爱憎分明。与他前后共事十余年，不仅在业务上收获良多，在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上也得益匪浅。按照中法科学院最初的安排，我在法国只待半年。由于他的挽留，我们竟愉快而有效地合作了十余年，我的两个孩子因而也在法国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也都移民来到了他的故乡加拿大。可以说，是他改变了我的后半生，甚至我全家人的生活轨迹。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开始还通通伊妹儿、寄寄贺年卡，后来大家都忙，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联系。但他对中国的感情和对我个人和家庭的帮助，有生之年，我是不会忘记的。

能遇到这么一位良师益友，此生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