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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有按捺不住的才华及冲动，又恰恰是因为按捺不住，其书写一旦喷发，再大的词语，再阔的口袋，也盖不住个中的激情、愤怒、玩世。无论他的面子绷得多紧，无论他的隐喻多么巧妙，他总会忍不住叉腰批判指斥。语言到了莫言这里，总有剑戟气、镰刀味，莫言号令“天下”的手法，既权谋又粗野。比之《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作品的恣肆无忌，长篇小说《蛙》（《收获》，2009年第6期，双月刊）算是收敛，至少在小说收尾，作者箍紧了绳索，让文字“马蹄”慢下步伐，比如，与正统价值观妥协，让怪诞臣服于血脉传承的经国大业，再念几声略嫌生硬的咒语（合法、权利、福利）等等。往深一层看，这倒也契合莫言一贯的写作趣味，时代与民族，向来是莫言孜孜以求的神话。

以“蛙”为题，极具隐喻意味。“蛙”之神形皆有生殖意“蛙”可同“娲”，“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所谓“化”，有生、造、孕、育等意指，作者引“蛙”成书，大概亦有向母亲神致敬之意；蛙腹多产，一夜之间，便能出成群蝌蚪，生殖旺盛，其形与孕妇之状不谋而合：“蛙”的组词，尚有淫邪、淫声浪语之意，正好暗应“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之现代转意“蛙”的命名，既呼远古，又应现时，堪称是神来之笔。《娃》的主线绳，由姑姑万心牵扯，姑姑是妇产科医生，用古老的话来讲，就是接生婆、产婆。自1953年4月4日（日子设置巧妙而狂放，可见作者对民俗及节气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至21世纪初，经姑姑的手，大致接生了一万个孩子，但随着政策的变化，姑姑在接生新生命的同时，也不得不引流许多违规的生命，姑姑想象这些略已成型的娃娃，下世为人，投得一户好人家。骄傲与内疚，在姑姑的生活里交替出现，无法和解。姑姑忙与闲的后面，隐着大中国的苦乐历史。真正的主角是名为“蝌蚪”的“我”：在中国乡土小说里，绝对少不了有生殖力的男子形象，中国文化所谓“寻根”，都免不了归结到男子生殖力上来，“我”年近六十，借腹生得一子，“根”之事，如愿以偿，虽来路不正，但总算血脉不断。

莫言在寻根途上一路奔跑。《蛙》有醉意———恰似半醉不欲醒时分，人要唠叨，唠叨不止，就不自觉吐真言吐狂言，痴狂、嗔狂、抓狂，皆由醉生。想要从绝望中掘出希望，只好寄望于生殖力，亦即，要生孩子，而且要生男孩子，才能生生不息。生着、活着，大于生命，我们是不是被表意文字施落了咒语？！面朝泥土，紧贴大地，反复吟唱中国式的大地悲歌，但为什么离头顶的天、天外的星，那么远那么疏？！时代，乃至民族，是不是为写作者戴上了紧箍咒？！

中篇小说《每一个下午》（陈继明，《小说选刊》2009年11月，原载《黄河文学》10期），不热烈，温润得来，又有隐痛。虎丘的媳妇晚晚，自从半岁孩子患病夭折之后，就变得半癫半痴，她在“不活了”、“活着”之间徘徊，寻死过一回之后，还是选择了“活着”。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痛处，时代烙下的，谁也没办法绕过去，但大部人都只好捂着，让它自生自灭，因为，伸出去的拳头，没有哪一个，可以全然命中怨恨的靶心，而每一个过度敏感的拳头，又都伤痕累累。晚晚舍却乡村的温热与痛楚，揣着六百块，奔向未知的广州，囿于时代，作者只好让晚晚“挺过去”，“挺过”无数个下午。有时候，忘记，才能让人变得韧性。

中篇小说《渐入佳境》（高君，《钟山》2009年第6期，双月刊），语言纯熟，作者对故事节奏有较好的把握力。《渐入佳境》的布局一般，但提出的问题不错：苦海无边，梦魇不止，当人的内心虔诚皈依了发财、做了金钱的得意奴仆，文学毫无办法，写作者毫无办法。

也许，我们跟那个有尾巴的猴子并无不同，它做梦都想着沐猴而冠，可是那尾巴，那摆不脱的、变不去的尾巴，限制了我们进化为“人”的意愿。“时代”两个字眼，仿佛是中国作者的写作之道、轮回之道，它稍有动静，写作者便为之沉沦，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大概只有跳出轮回，放下世俗的皮囊，文字方可游刃于方外方内。赫塔·米勒的小说，带有点方外之意。2009年11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收入米勒的短篇小说《黑色的大轴》、《地下的梦》、《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曾在《世界文学》刊出）。米勒对语言的考究让人叹为观止，许多句子，清冷飘逸，即独立成行，亦有诗意。如《地下的梦》所喻，云上九天，地下的梦才能升腾。

从来就没有通天的巴别塔———写作者是用语言破咒的“巫师”，但知晓秘密、懂得天机极为有限。虽“弹指繁华，总归逝水”（纪昀），但语言艺术，也始终仪态万方。语言艺术之所以有突破时代之限的可能，在于，语言本身，带有超越光阴、破解咒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