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HC

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

1997年毕业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8年之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佛光大学兼职教授, 全国人大代表。

代表著作：

《哲学美学导论》
《哲学与美学问题》
《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德文版1998，中文版2000）
《漫游者说》
《生命之诗》

译 著：

《哲学人类学》
《诗、语言、思》

　　　　　　　　新一代美学家彭富春当选湖北美学学会会长

　　人民网武汉4月24日电 记者钟心报道昨天（4月23日），在武汉召开的2005年湖北省美学学会选举大会上，新一代美学家彭富春教授当选湖北美学学会会长。彭富春当选后发表讲话，他说，要取消以前申请加入美学学会会员的严格限制，今后，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爱美、爱美学的人通过一定的程序都可申请成为湖北省美学学会会员。彭富春解释，此举意在适应当代生活新潮流——生活的审美化、审美的生活化，要求美学学会从“象牙塔”走向“现实生活”。

　　4月23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湖北省美学学会2005年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美学泰斗、现年72岁的武汉大学美学教授刘纲纪先生因年龄原因卸任会长一职，青年哲学家、新一代美学旗帜人物、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彭富春以高票当选湖北省美学学会新会长。

　　彭富春说，湖北省美学学会今后要积极介入现实生活，通过聚集各方美学人才、开办学会网站“美学网”、创办学会会刊《当代美学与艺术评论》等措施，团结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倡导美的理念、引导美的生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湖北省美学学会成立于1981年，是中国最早的美学学会之一。在20多年的发展中，湖北美学学会聚集了该省包括学界、思想界、艺术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考古和城市建筑设计在内的各路美学精英，有着“小文联”之称。中国美学界有评论认为，20多年来，在刘纲纪先生的领导下，湖北美学学会在促进美学研究、培养美学人才、普及美学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并形成武汉、北京和上海美学研究的“三足鼎立”之势。

　　现年42岁的彭富春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李泽厚教授，1988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师从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博德尔教授，199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留德哲学博士。彭富春不仅笃志学术、著作等身，而且是一位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关心国计民生的哲学家。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不遗余力地献言献策，他提出“学校要强化心理教育 ”、“设立保护长江的专门机构”、“实施全社会的人心建设工程”等议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在今天的会上有代表对记者说，这次彭富春当选为新任会长，为湖北美学界众望所归。

有书如道

彭富春

我六岁就上了小学。那时正是“文革”后期，我们很难及时拿到教科书，更不用说各种课外读物了。我想办法找一些高年级同学使用过的教科书，还有《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只有小学学历的班主任发现我是一个读书苗子，便建议我哥哥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便于我自学。这两本书是贫穷的哥哥送给我一生最珍贵的礼物，它们伴随了我从小学到初中的整个学业。我不仅将它们当作工具书，认识新的字词，而且将它们看成是一个知识的海洋，有空就翻阅它们，了解了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不曾遇到的词语。作为语词的聚集，字典对于我这样一个乡村学生就是一个无穷的宝藏。
　　1978年我作为高一的学生，和高二的毕业生一起参加了高考，但成绩并不如老师期待的那样理想。1979年轻易地考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虽然当时全国掀起了科学技术的热潮，但我爱好文学，便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在学习文学的同时，我读书的视野不断地扩大。我从文学作品开始，转向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后到哲学。当时的学术界正在讨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吸引我阅读马克思的一些原著。我感到它们与一些教科书所说的大异其趣。从马克思出发，我进一步阅读康德、黑格尔，还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当然真正激动我的是一些所谓的存在主义大师的著作，因为它们相关于我自己的一些存在经验。于是我的兴趣完全转到了哲学本身。这导致我1985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李泽厚先生学习哲学与美学。在北京期间，我只读西方书，不读中国书。为了更好理解西方的思想，我主要阅读英文著作。同时开始正式学习德语，力图阅读德语著作。当时我已经深深迷恋上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为他的很多思想而兴奋不已。
　　当我从哲学的爱好者转向哲学的研究者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虽然西方哲学的话语支配了中国当代哲学一切领域的探讨，但是人们对于西方哲学本身的研究却具有一种明显的局限性：语言的障碍、文献的匮乏、思想的偏见等等。这强化了我到西方去读书的想法。1991年我远赴联邦德国，追随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的弟子博德尔先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是古希腊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它不仅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思想的高度和广度，而且具有一种非凡的现实的力量，推动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改变，如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但作为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的求学者，我还深刻地感受到了中西思想的差异及其边界的撞击。
　　但在德国七年期间，真正伴随我日日夜夜的是《圣经》中的《新约全书》。我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基督徒，也不从事宗教和神学的专门研究。我对于《圣经》的兴趣完全是为了深入理解西方独特的思想。一般认为，西方的历史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产生了两种具有差异的智慧。古希腊的智慧凝结成《荷马史诗》，它要人成为英雄；中世纪的智慧集中在《新约全书》，它要人成为圣人。这两本书可以说是西方人真正的教科书，铸造了西方思想的民族特征。但我对于《新约全书》的兴趣不仅出自一种思想的缘由，而且也基于人生境遇的需要。我在德国最初的日子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候，所经历的是贫穷、疾病、孤独、欺骗、劳累，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无望等。没有任何人愿帮助我，也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那时我也没有想到任何人，但我想到了神。我每天都要阅读《新约全书》，去聆听神所说的话并向他祈祷。但我相信，神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偶像，而是人自身的精神。惟有人的精神才是人自己真正的守护神。正是凭借它，我顽强地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的路途。
　　1998年我回国，且最终又回到了武汉大学任教。虽然我仍继续从事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研究，但重心却转向了中国思想，孔孟、老庄、禅宗。儒道禅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思想的基本主干，唐宋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行走在儒道禅之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儒道禅分别揭示了生活世界的三个不同维度。儒家是社会，道家是自然，禅宗是心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结构。与西方的神性智慧相比，儒道禅作为中国的智慧在根本上是一种非神性的智慧。为了进一步地体悟中国智慧的精神，我甚至也尝试过半日读书、半日静坐。2004年我在台湾佛光大学讲学，住在太平洋边上。从我的住所一眼望去，山高水深，碧海蓝天，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宁静。我努力在静坐中去体验这种宁静，一次我感到了身心皆空，物我均无，从而获得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大喜乐。
　　为什么发生这种思想的转变？我认为，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的产生都必须植根于自身所属的语言及其历史。作为一个中国当代学者，不可避免地和自己的传统发生关联。但这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批判。因此一种适当的关系是走进传统并走出传统。但鉴于中国和西方思想的相遇和撞击，对于中国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既要有中国的视野，也要有西方的视野。这就是我所主张的“走在中西思想的边界上”。但行走在边界上也要不断地越过它们的边界，而开拓新的思想领域。
　　我认为最重要的六本书：1.《论语》2.《孟子》3.《老子》4.《庄子》5.《坛经》6.《圣经》。

直线的清晰，圆环的完满

彭富春是李泽厚的弟子，这也是我最初渴望走近他的原因。但事实上，彭与李研究美学的套路并不相同。彭的无原则批判体系是自己独有的，他以兼通中西的学识把技、欲、道作为解读中国哲学思想的三个关键点。彭在德国留学时师承博德尔，博德尔是研究海德格尔的大家，而彭相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博士论文，在整个学界评价颇高。我是学习城市和建筑的，对于海德格尔尤感亲切，也因此对彭富春老师有了更多的期待。

彭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的确带有很多海氏的影子，但他一直以来并不专门讲海德格尔，只为研究生讲授算是基础课的哲学问题方法导论。坦率地讲，对于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而言，年复一年的讲课并不会补充太多的新东西，比如李工真和赵林，他们的确不需讲稿，因为早已经背诵下来。彭富春不同次开课的大体思路也是相同的，但细节仍会有很多改变或补充。他是一个对现实生活很敏感、能把很多信息通过专业思维容纳进自己授课思路的人。尽管他已不再完全专心致志地做学术，但他一直对此领域保持充分的关注，并在不断阅读新著和重读经典中，把很多新的内容带给倾听者。后来他又新增了为本科生开的美学概论，直到上学期，他终于以专题的方式开讲了我等待了三年的海德格尔晚期美学思想。

彭富春是特别强调思路的一位老师。无论讲什么，他都会不断地去强调他的主线，并以最醒目的方式为学生标明思想的每一个站点。而且你会发现，他任何一门课程下来，所有内容不仅脉络分明，而且首尾相接，完满如同圆环。他似乎继承了海氏思维最具魅力的地方：用自己特有的思想方式开展一条清晰的线，一切都围绕最初确定的那个中心，不紧不慢地为所研究对象刻画出自身的边界，最后围合成一个饱满的圆。而这个边界明晰的圆的最伟大之处，是它使得圆以外的一切都能够为我所用，因此而容纳了所有思想以及整个世界。彭的讲述便是如此。听他的课是那样清楚明白，思想是那样澄明，精神是那样愉悦。他的课是我大学生活最不愿错过的东西。在山青水美的武大读书，你可以错失甜美的爱情，亦可以错过丰盛的活动，但彭富春真的不容错过。

然而在时间上，彭富春并不是一个足够慷慨的教师。他下课的时间永远那么精确，永远不会超出一分钟。他并不像赵林老师那样对所有学生都给予最大的热情和重视，赵林老师是绝对不会找人代课或者代批的。但彭富春挂名的公选课他基本不会出现，而由其研究生代劳，原先的本科生专业课也是其他老师来带。于是有这样的场景：几个慕名而来的学生在彭富春公选课上竞猜讲台附近的三个教师模样的人究竟哪个才是彭富春，但他们都错了——真正的彭富春根本没有来。彭就是这样，或许他并不以为那样的精力付出称得上明智。彭也很少接受讲座的邀请，除非达到一定的级别，比如湖北省这样。彭是低调的，所以他在武大并不算有名气；但同时也“ 派头十足”，因为他并不看重拘囿在一所大学内的名气。

也因此，我从未认为彭富春是一个很有亲切感的人。他甚至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位不愿在课堂上公开自己手机号的老师。直到有一次我为自己有关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毕业论文向他请教。那时他的课已经结了，只能以邮件或电话联络。我在仅确定了主题的情况下便贸然烦扰，我也向他表示了我的忐忑，担心大家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连最基础的对话的平台都没有。但他却以十分和蔼的口吻消除了我的担忧，并给出了我当时可以理解的他的建议，同时推荐了一些参考书目，让我看看再说。坦白而言，我并不是他名正言顺的学生，他对我并无辅导的责任。但他很宽和地接受了我这个额外的麻烦。他甚至表现出令我惊讶的细心之处，比如突然在电话中问我，你的手机接听收费吗，告诉我你的宿舍电话，我打过去。记得他常在课上抱怨自己的学生不怎么爱请教的，感谢他很慷慨地把他为人师的心愿分了一部分给我。

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已经提前说好我会在他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把我的提纲拿去给他看。但那几天我们一直在昏天昏地地赶图，那日下午我完全忘记了时间。突然收到彭老师的短信：答辩快结束了，是否还来？我顿时慌了手脚，赶紧从一堆设计图纸爬出来，重抄了一遍提纲，洗漱一下，翻出一身干净衣服穿上奔去哲学院。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接到短信时候的惊讶，并不是因为内容，仅仅是因为方式：对于我们而言短信息……

在我请教彭富春老师政治学与哲学交叉领域的时候，他总说自己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但我始终认为彭是我认识的最适合从政的一位教授。彭富春有着那种能够接受一切现实事件的雍容。他以一种极度透彻和冷峻的视角看待世界和历史。我常会为一些思想或事实感到焦虑，尤其是那些解构性的。但他不会，他总能保持中立地去解读，而情绪丝毫不被其左右。而且他至少在表面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社会拥有向上的力量。他对养生和生活情趣的重视，让他又能长期保持身心轻松的能力。我以为这样的人是适合从政的人，有适应环境的智慧和改变环境的能量。我曾一度认为彭的人生哲学是庄子式的——以出世而入世。了解同一的道体，善于把握知机，赞同适当的用世，认为道需行之而成。

我是并不反对学者议政或从政的。彭富春一直以来也的确是两栖于学界和政界。低调谨慎的人往往有着更大的政治抱负。我想我们的体制需要这样的人：更开放的、更有制度建构能力的、拥有更高的价值理念的。所以，与其对此提出质疑，不若真诚祝愿他吧。愿他做政治同样能如在学术上那般清晰而完满。

彭富春，1963年9月生于湖北仙桃。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李泽厚教授，1988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师从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博德尔教授，199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留德哲学博士。1998年之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佛光大学兼职教授。2003年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任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2008年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哲学美学导论》，《哲学与美学问题》，《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德文版1998，中文版2000），《漫游者说》，《生命之诗》等。译著有：《哲学人类学》，《诗·语言·思》。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