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HC

老人家教导过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

共产党最讲认真，所以共产党成功了，一举夺取全国政权，改写了大中华的历史。

如今似乎变了，上上下下变得不那么“认真”了。有些事儿经不起“认真”，就不去“认真”；有些事儿让人麻痹，懒得去“认真”；见怪不怪的事情多了，谁还“认真”得起来？有时候你想认真一下都不成，马上就有亲朋好友相劝：何必那么认真？顿时人就马虎起来。

茫茫人海，偏偏有一些较真的人儿，他们牢记着主席的教诲，凡事不马虎，千难万险无所惧，偏要弄个明白，讨个究竟。

学长吴汉华先生即如此。

吴先生高我一届，读书时就以“认真”闻名。他曾经是学校为数极少的“全优生”之一。所谓“全优”是不能偏科的，成绩单上必须门门功课都是清一色的“5分”，不能撂下一门，包括音乐、体育、美术等等。当年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校长给吴先生胸前佩戴“全优生”金质奖章的情景恍如昨日。“全优生”是众同学的楷模，众同学是“全优生”的粉丝。

前不久在一次小聚中，文革中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的陈德胜先生说，吴汉华精通无线电，学校广播站里那套破玩意儿，全靠吴先生等几个无线电爱好者，由于他们认真精心的维护，挂在教学大楼的大喇叭才能不“哑”（除百万雄师的朋友们占领校园的那几天外），它发出的声音时时牵动着同学们和各界战友的心。恢复高考后，吴先生就读于武大空间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专业。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再说说眼前的。

武汉人都知道，在武汉解放公园内坐落着“苏联空军烈士墓”。许多年来尽管发生过中苏交恶、东欧剧变等重大事变，但苏联空军烈士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帮助我们抵御日寇侵略英勇牺牲的壮举，长久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武汉人民。这里不仅成为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众多国际友人的瞻仰处。特别是前苏联今俄罗斯的朋友，每逢来武汉，必定要到“苏联空军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寄托哀思。

“苏联空军烈士墓”就这样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记载苏联英烈业绩的俄文大理石碑，也安放在那儿50多年，谁也没有发现过什么特别之处。“认真”的吴先生来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里开始了一段故事。

2008年“五一”大休，吴先生来此凭吊先烈。他细读镌刻贴金在雪白大理石板上的俄文碑文，惊讶地发现俄文碑文中多处错误。他数了数，至少有30处之多，甚至连苏联空军大队长的名字都翻译错误，还不排除可能存在的尚未发现的错误。

吴学长彻夜难眠，耳旁响彻的是一位游客的话，“人家为了帮我们中国人抗日，不惜牺牲了生命，而我们连一份纪念碑文都弄得错误百出，也是太不像话了！”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认真的人想法似乎特多。吴先生深以为，这些错误竟然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既没有人指出，更无从更正，岂非咄咄怪事！这不仅对苏联空军烈士不尊，而且也伤害了前来瞻仰的国际友人的感情，并有损于武汉市的大都市形象。

2008年5月17日，吴汉华和另一邓姓学长一起，上书市人大及政府有关部门，郑重提请武汉市政府有关部门认真严肃处理此事。

信中写道：“为了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迅即改正碑文中的错误并重新镌刻俄文碑文，我们在下面一一列举了这些错误并且给出了相应的改正，同时附上在现场拍摄的俄文碑文的照片，请政府部门会同有关专家对俄文碑文重新审核并认真监制。我们希望市政府有关部门以此为戒，对于武汉市所有的标有外文的指示牌、各类供游客浏览的中外文对照的文字说明等，来一次全面的清查，发现错误立即予以纠正，以维护武汉市作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国家级实验区的对外窗口形象。”

言辞恳切，建议实在，由碑文推及其他，适当地上了纲和线。

武汉市高层领导很快批复了吴先生的信，令人欣慰，吴先生一番苦心看来没有白费。

2008年6月，武汉市外办欧洲处负责人李X专门给吴先生电话，表示要到吴先生所在单位当面致谢。

此举理所当然地被吴先生婉拒。

为了迅速解决问题，在吴先生要求下，李X等人和吴先生随后一块儿去了解放公园苏军烈士墓现场。当着市外办和公园负责人的面，吴先生指出了俄文碑文中存在的几十处错误，市外办的俄语翻译王女士在场，她逐条作了记录并予以确认。

为了使事情办得更加地无懈可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时吴先生还一再向市外办强调，应该召集有关专家对俄语碑文会审；重新在大理石上篆刻之前，一定要通知吴先生再次前来参与审核，因为新碑文一旦篆刻，在大理石上是无法修改的。

对于这些要求，李X满口答应。

事情似乎十分地顺利。

约两个月后，市外办的李X通知吴先生去解放公园。但此时吴先生看到的是已经在新的大理石上篆刻完毕的俄文碑文。李X胸有成竹告诉他，这次重新篆刻的碑文，依据的是1956年的俄文原稿，并且经武汉大学的博导、刘XX教授等人审核通过，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吴先生不放心，又仔细审视了这份经由专家审核通过的俄文碑文文稿，结果大失所望。他又发现了5处新的错误，甚至连“苏联（的）”这个在俄语中使用频度极高的单词，也出现了拼写错误。解放公园方面已经按照这份存有错误的原稿，重新进行了镌刻。如再返工刻制，仅篆刻一项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万元。

市外办的俄语翻译王女士语气沉重地表示，她本人对这件事也负有责任。

但不管怎样，纪念碑碑文必须再次重制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说过，外交无小事。何况这本不是小事。

为万无一失，吴先生再次向市外办建议，重新召集刘教授等人，包括吴先生在内重新审查原稿。

市外办李X于是再次向武大刘教授发出邀请。刘教授为自己的“疏忽”表示了歉意，但也客气地暗示无意再介入此事。此时李X处长也坦言：现在的一些老师都变得很“油”。

吴先生向李X说明，刘教授等人不愿参与修正错误，无碍问题的解决，因为经过反复多次认真细致的审查，估计问题都找出来了，只是考虑到大理石纪念碑碑文一旦安制，就容不得再有纰漏，且至少要保持数十年。为慎重起见，再邀请一、二位资深专家参与审核，是极其必要的。李X说市外办有一位退休的俄语老翻译，可把他请来参入此事。吴先生说这是个好主意。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

此后的8月份、9月份，吴先生多次打电话催促李X抓紧办理，李X强调自己“工作忙”，于是这件事一直拖延到10月分都没有了音讯。

2008年10月10日，按捺不住的吴先生再次奋笔疾书致信武汉市高层，详细反映此事的前因后果，感叹道：“不知道这些学者专家们究竟是如何审核的，答案也许只有一个，就是对公益事业的漫不经心及其专业基本功的不够扎实。”“这本来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然而却始终做不好。这不仅反映出某些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作风粗糙，办事拖沓，而且还折射出某些学者“精英”们对待公益事业的漫不经心和不负责任。从中引出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

温文儒雅的书生也有发火的时候，吴先生已经不那么客气，这也是给逼出来的。不过这样的事情尽让“主人”去“发人深省”是无济于事的，得“公仆”们“深省”才行。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吴先生在信末尾总结了三条“经验”，不知我们的公仆听进耳朵没有，故全文引用如下：

一、干任何工作都不能满足于一般号召，还应该有具体的指导与相应的检查监督机制。市人大以及市领导虽然对事情做了批示，但执行情况如何，却无从知道。批示中并未要求有关部门限期办理并作出书面反馈。因此此类“批示”往往易流于形式，使得实际办事效率大打折扣。

二、干工作必须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此番道理无需赘言，只是有必要再次提醒有关部门，每年的二月间，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都要派遣官员前来武汉解放公园，向苏联空军烈士墓敬献花圈，但愿届时被人看到的不再是错误百出的俄文纪念碑文而令武汉市及其广大市民因此蒙羞。

三、干工作要走群众路线，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将武汉市建设成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国家级实验区，都要注意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部门，也不能满足于倾听少数 “精英”们的意见。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和对于社会变革的强烈要求，只要因势利导，善于挖掘，加强对政府各项工作的监督，鼓励群众建言献策，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逾越不了的障碍的。

又是几个月过去，时光老人毫不迟疑地把我们带进2009年。

1月7日，我在学友的博客上读到吴先生新发的帖子，题为《苏联空军烈士墓重立纠错后镌刻一新的俄文纪念碑》。

事情总算有了圆满的结局。

吴学长在帖子中欣喜地告诉网友：“焕然一新的俄文纪念碑重新矗立在苏联空军烈士陵园内。新的俄文纪念碑不仅完全纠正了原碑文中近30处错误，而且表达的意义更加确切，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2月苏军建军节期间前来敬献花圈的俄罗斯政府官员和国际友人。”

至于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在这几个月当中围绕俄文碑文发生的新的故事，吴先生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只是觉得一个搞无线电电子的吴学长，对俄语碑文怎么会如此较真，这多少有些蹊跷。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如果多了起来，怎生了得？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