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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余

（一）

196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武汉三中四个初中66届的男生来到了一个山埡，住进了一家农户的天井里。从天井大门正面望去，有三座高耸的大山，三山相连，形成两个可搁住从天而降的巨笔，村民叫它笔架山。山在雄视全村。往下望，就是梅子埡水库。在这山埡内的山坡湖边住有十多户人家，这就是宜昌小溪塔梅子埡大队六小队。

现在回想，那是一个风景区。山如笔架，自然天成，还充满文化意韵。湖水碧波荡漾，小舟自横似野渡；还因湖水绕到笔架山后，不知此湖到底有多大，让人生烟波浩淼，可通蓬莱仙境之遐想。

可是，当年我们身在其中时，却对这山水没有一点好感。相反，是充满幽怨。怨山太高太多，挡住了我们东望家乡的视线；怨水太深太宽，一叶小舟万难载我们回归故里。

境由心造。因为我们感觉在这山村生活得太苦了，特别是刚开始的那半年，很难适应，特别想家。

我生于一个异常清贫的矿工家庭，我的父亲到20岁时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矿山。他热爱生活，可生活总是戏弄他；在54岁那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那时才感到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在家人的悲痛和哭泣声中告别了父亲，我从此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掘墓者。

记得小的时候，我经常天不明就跑去捡煤块，一个在矿山工作了一生的正式工却与黝黑的煤球背道而持说起来的确可笑。父亲在兵荒马乱中躲过了红卫兵的造反，却最终难以逃脱命运的噩运，在89年一个雪天的早晨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当时清楚地记的父亲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说到这个世界最放不下心的就是我。父亲的这句话力钧千金，似乎成了他一生最后的绝唱。

金渝

（一）

俗云：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

学府四大恶人之一的“无恶不作”评论走马灯似的“老农民”、“老佛爷”、“老秀才”等等院长是“老鼠下仔，一窝不如一窝”；四大恶人之首的“恶贯满盈”也常说，跟上狼吃肉，跟上狗吃屎，跟上一帮弱智的院长还能有何指望？一位处长给领导班子提意见：狮子统帅羊组成的军队可以打败羊统帅狮子组成的军队。我知道，这是拿破仑的话。这处长是委婉地表示院长们工作能力太差。

张公饮酒李公醉，皇帝不急太监急。学府的老百姓不满也罢，着急也罢，也只能死眉瞪眼地熬着，磨着，混着，一筹莫展地窝囊着。不过要我说，学府因此也有了一个非常宽松的人际关系环境。没有工作压力，利益冲突也就微乎其微，因此学府里人情味甚是浓厚。凡有婚丧嫁娶，生病住院，危困急难，全院同事大都能够尽力伸出援手。古道热肠，义薄云天，人人铭感在心。如此的人文环境历练出了一位出色人物：甘少侠。

我侥幸上大学我上的是本科四年制的师大，甘肃师范大学。它最早的校名是西北师范学院，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全国大学提升校名的热潮中，升格为西北师范大学。

我们那一届大学生，由于文革的缘故，在学校里多呆了一年，等于上了五年大学。不过正儿八经课堂上学习专业总共不到两年时间。

说起来，我能上大学，完全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

第一，六零年六一年，以及六四年和六五年，考大学政治审查很严厉，像我似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是旧官吏的考生，你考得再好，也不会录取你。而六二年政审最宽松。因为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八百万至四千三百万农民，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等人实行让步政策，政治上的极左有了收敛。虽然六三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反攻倒算，不过还是有个缓冲期。我正碰到这茬口。

巫一毛

故乡，是从上小学开始填没完没了的表格里所谓的“籍贯”。字典解释为“祖居，个人出生或长期住过的地方。”　

故乡，是能让一个李白似的游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至亲至爱，牵肠挂肚的地方。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想起家乡的小吃，就会垂涎，偶闻久违的乡音，便能落泪。

因“伟大领袖”一句话，而停学离城的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们，常把自己上山下乡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 言外之意，原有“第一故乡。”

请听“知青之歌”：

我坐在煤油灯旁，
低头思故乡。
风儿吹得灯苗儿晃，
我们的生活多么凄凉。
啊，亲爱的爹娘，
请不要为儿悲伤。

偶尔聚会，唱这首歌时，我总比别的女知青哭得更伤心。因为我连哪儿是我的故乡都不知道。

母亲常叹著气说“咱们家是属鼠的，老爱搬家。”

父亲家祖居福建闽侯，从曾祖父起移居江苏扬州。甭提父亲没去过福建，连祖父都没拜过祖坟。福建人，我是想算也算不上的。

父亲十多岁时因战乱离开扬州，再也没回去住过。虽然别人说“扬州出美女”时，我会笑着敲个边鼓“我爸爸是扬州人，”却从来也没敢说过“吾思扬州冷（我是扬州人）。”

香香

一段旋律伴随着一段历史，歌声又何况不是记载了自己心路的感情？

多年前，有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我说：“你会唱歌。”惊喜之余又有点奇怪，“你怎么知道？”“你的嘴大，嘴大的人都会唱歌，”他一本正经的补充道：“真的，你看彭丽媛。”周围的人又是一阵大笑。

不知他说的有无道理，年轻时喜欢哼歌和吼歌，走路总是歌声相伴，快乐的音符像小鸟一样在身边盘旋。在山里，在海边，在飞驰的汽车里，就亮开嗓子，把会唱的歌喊出来。真是“隔山唱歌山答应，隔水唱歌水回声”。说吼，也只是在嗓子眼挤出来的声音，中气不足发不出那洪钟一样的丹田之音。

伴着歌声，我们走过了多彩的人生。

幼时的儿歌在大人看来是那样莫名其妙：“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老狼老狼几点啦？”这两只怪怪的老虎，还有一只总也不知时间的老狼，不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童趣。在围着圈圈《丢手绢》的歌声中，跑过了短暂的童年。

孙志鸣

一

借春节探亲的机会，我四下里打听消息，到处托人找关系，想办张患有严重疾病的证明，目的无非是以病退为由返城。事情进展得刚有了点眉目，忽然听到一条令人振奋不已的消息，说是停办了多年的大学要恢复招生，须经过基层推荐和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消息像一股春风，吹得人心里暖暖的、痒痒的，不由得不信。我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了几本当年学过的数理化教科书，装模作样地开始复习。上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就不好，而数理化尤其差。一晃，学业已经荒废了七八年，再加上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冒充患胃溃疡、高血压或心脏病之类的难言之隐和形象表演，哪里还有心思学习？我瞪着那些抽象的公式和定理，只能说似曾相识，至于用它们来解题，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连连告饶：久违了，sin和cos；久违了，麦克斯韦方程！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插队的那个村子里的杨会计寄来了一封信。他用了电报式的语言在皱巴巴的纸上只写了短短的一行字：

见信速回小队，孩子们正等着你给上课。

接下来，他用字倒是蛮大方，“致以贫下中农的革命的敬礼”，在落款上更是不吝笔墨：“某县某公社某大队某小队会计杨世龙”。

今年（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校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象对我自己说，

吴焱金

英俊的阳和平博士是地道的美国人,又是长住中国的中国通,他对文革和中国的了解比我们这些亲历文革，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深刻得多。甫一见面，他就问我:“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这个困扰了我几十年的问题,坦率地说，我自己虽说也思考了多年，但至今仍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仓促中，我罗列了这么几条: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毛主席个人的权威和份量太重,毛主席过早逝世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2、林彪事件发生后，导致军队这个支持文革的支柱动摇,左派与走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3、造反派对领袖个人依赖的成份太重,造反派的分裂和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武斗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暑。4.华国锋的背叛彻底葬送了文化大革命,葬送了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

其他同志也提了各自的看法:走资派和整个官僚阶层势力太强大,手法太狡猾,如打着红旗反红旗,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扶植庞大的保守势力,受走资派蒙蔽的群众太多,错误地把走资派看成党的化身,当权派宁可犯政治错误,决不犯组织错误,牢牢抱成团......

高志远

法航飞机坠毁，罹难的九名中国乘客里，有我初中同学徐美娟（现名徐玉兰）的独子陈庆伟。我想给她发邮件，却问不到她的邮址。打电话，又何忍，任何的安慰都是苍白的。

还是班长张延平想得到，她通过驻美使馆向徐美娟表达了全班同学的哀悼之情。往事在记忆的出口汩汩涌出。在同学心目中，她曾是个幸福的女孩子。

1963年我考进十四中，编到初一（3）班，有一个剪着运动头，模样象华侨的女生很打眼，很快我听说，她爷爷是日侨，在日本经商。她的父母是武汉天一印染厂的职工，父亲是个技师。

十一国庆，我们和高一（3）辅导班同学同排一台节目，演出活报剧《美丽的哈瓦那》，徐美娟扮哈瓦那小姑娘玛莉亚，辅导班1个女华侨饰小姑娘的妈妈，辅导班的李建华戴墨镜、叼香烟、高举铜头皮带抽向小姑娘的妈妈。节目空前成功，师生们被深深感染。

课间操，我班也很抢风头。原因有二，班上有在全校领操的一级体操运动员许开元（据说她的名是一位开国将军起的）；队列里有洋气十足的徐美娟，她着雪白的府绸衬衫、淡黄钩花毛外套、窄窄的拷板裤、尖尖的白网鞋、外套上还插一支金笔。全校的目光自然被吸引。

陈集益

第一章　

1，

嗯，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老支书早上起床，感觉下体硬邦邦的，像有一根棍子顶在裤裆上，这根木棍滚烫，肿胀，胀得有些疼，这样的事情至少有三十年没有发生了。就像一个掉光了牙的老汉从此忘掉了肉塞牙缝的不适之感，老支书确信裤裆高高顶起的棍子是他的命根之后，他感到又惊喜又忐忑，他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身体里出了乱子。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更何况实际年龄要比这个数字还要大许多……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清老支书的年龄了，甚至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在过去的岁月里，老支书为了能将“支书”继续做下去，私自篡改年龄不下三次，最后一次发生在去年，第二代身份证上写着他的出生年月：1973年7月17日。

王斌

王斌：今天回望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你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反观这部小说，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譬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在“文革”中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首“血统论”的红卫兵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平：问题很尖锐。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有联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斌：在监狱？

陈平原

最近几年，关于７７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３０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３０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了。

考上大学的１５年后，我为即将出版的自选集写序，题为《四十而惑》，其中有这么一段：“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像，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很有力：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

陆 文
一

接到洪宽来自南山监狱的信已下午五点。当时，我正点着一支向阳牌香烟，用洗脸的搪瓷盆在宿舍门口汰脚。我插队所在的农场场部广播喇叭，正播送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娘一股劲地大骂“贼鸠山”，骂个没完，句句押韵，声声血泪。之所以这么愤怒，这么声嘶力竭，估计一是抗日热情，二是晓得非嫡亲儿子凶多吉少。

他信上说：唐兄，我不在家，娘没人照应，看在同学面上，请有空探望，尽量帮助，我担心她身体，毕竟有高血压。谢谢你了！他最后说：一定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虚心接受管教干部的教育，真心诚意劳动改造！并喊了两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用了三个感叹号，估计后两个是加上去的，因为原珠笔痕迹比较浓，而且写法不怎么一致。坦白说，我没想到洪宽进了牢房，住了不过四个月，对老人家竟然如此一往情深。

洪宽是我多年老同学，从小学到初中，都在同一班级。后来由于经济原因，他没上高中，给居委安排到废品收购站，每月赚28块，粮食定量32斤，还可以吃二两菜油八块豆腐。虽然他娘戴了“地主分子”帽子，受了冲击，他本人却一直安全，三顿六水没问题，尽管离饱食终日尚有一段距离。由于出身及经济原因，他的婚事，当然也像我一样没着落，并且四周也没一个可以求爱的女孩。

文佳
一

我们家一共四口人——我、我的丈夫、大女儿、小女儿。我家庭历来就有平等和民主的传统。大人和孩子打打闹闹，不分上下。四个人最方便开展文娱活动，无论是打麻将、还是玩扑克，坐下来就是一桌，从来就没有三缺一的问题。在国内时，生活非常紧张繁忙，我们一家四口还经常忙里偷闲，挤出时间来打麻将、玩扑克。刚移民到蒙特利尔时，丈夫时刻担心被老板解雇，孩子们学法语摸不着边际，着实忙乱了一阵子，谁也没有心情玩。在闯过最初阶段的紧张和惶恐之后，我们又故伎重演，重新捡起了打麻将和玩扑克的业余爱好。

丈夫总喜欢提出奇谈怪论。他说：“别的人家每天晚上出去散一个小时步。我们没有散步的习惯，就改成每天晚上打一个小时的麻将或者扑克吧。”

出于对爸爸的尊重，丈夫的谬论居然得到了孩子们的同意。两个孩子虽然闯过了法语关，但是学习还是忙得要命。她们居然每天晚上抽出一个小时来陪爸爸妈妈打麻将或者玩扑克，这份孝心和玩心真叫人感慨。

大家玩得很认真，把每天的战果都登记在册。丈夫把那个册子叫做“功劳簿”。年终的时候，根据“功劳簿”计算总成绩，排出名次。赢者得意洋洋。输者垂头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