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HC

杨黎

摘 要：本文从“形”“神”的核心观念溯源入手，结合人物品评风气兴盛的历史背景，重点对人物“传神”向山水“畅神”的思想和理论渗透进行分析，以二者的美学价值和意义总结作为本次思想探源的完成。

关键词：形神，传神，畅神

一、魏晋“形神”观念的背景溯源

“形”与“神”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庄子笔下那些“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奇相之人，在《人世间》和《德充符》中，这是一批因内在的精神充实而光辉的形象，尽管相貌肢体的残缺丑陋，却得到众人的爱慕。《庄子·知北游》中说：“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这段文字揭示了一个道生精神，精神生形的思想；《荀子·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这是将神看作是形的“天君”；汉代《黄帝内经》中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明确强调了神对生命的决定性意义。在中国古代诸家思想中，对于“形”、“神”地位的认识，都有不谋而合的认同倾向，那就是重神轻形。这些并非关于艺术之道，却潜在的引导了后人对“形”、“神”关系的思考。

郭艳平

摘要：中日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历史上也往来密切，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日本影响至深，然而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民族性格造就了两国在“ 美 ”意识方面相差甚远的追求。本文分析研究了中日审美意识的差异性，得出中国以“ 大 ”为美，日本以“ 小 ”为美的观点，并试图揭示出这种不同审美意识的具体特点及其表现。

关键词： “大” “小” 差异性 特点 表现

吴寒柳

内容摘要：《美的现实性》一文开启了伽达默尔探究艺术之为艺术经验的人类学路径。在这一路径中，游戏显明了艺术经验的同一性，消解了传统艺术理论中的空间距离；象征显明了艺术经验的有限性，并以此烛照世界的无限性，消解了传统艺术理论中的认识论；节日显明了艺术经验的聚集性，消解了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抽象、孤立的存在方式。通过游戏、象征、节日这三个人类学基础意义上的显明与消解活动，艺术经验成其为一种交往活动。在这种交往活动中，艺术的真理和意义得以彰显。在此意义上，对艺术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艺术经验被纳入到解释学经验范畴内，美学也被一同纳入到解释学中，成为一种对艺术、美学理论的新发展。

关键词：艺术经验 游戏 象征 节日

张红军

摘要：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关于人及其欲望的规定，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指出人的类存在本质和人的欲望的类生活特征。人的欲望往往异化为片面、抽象的欲望，欲望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人类对象化劳动的持续进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人的社会性本质生成的基础之上。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本真存在和人的欲望全面实现的社会。马克思的欲望理论是一种关于人、自然、社会相互规定和相互生成的智慧，它呼唤和指引着一种审美的生存。

关键词：欲望、身体、异化、对象化、社会性

人生在世，首先表现为欲望及其实现。欲望的本义是需要、需求、渴望等，而欲望的实现必须指向某个欲望的对象。从这一点来看，人与动物似乎没有区别。但是，欲望既然是人的欲望，就已经与动物的欲望不同，人的欲望的对象也就不同于动物欲望的对象。那么，什么是人的欲望？什么是人的欲望的对象？人的欲望及其实现意味着什么？人的欲望如何实现？马克思给出了完全不同于之前其他思想家的答案。马克思也因为强调人的欲望及其实现而开现代美学的先河。这比较充分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中。

一．欲望的规定

张 红 军

摘要：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美学旨在创造性地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以工具本体为基础，以情感本体为主导，为无家可归时代的中国人开出新的内圣外王之道。但本体论的方法限制了其思想主题的展开和思想结构自身的完整。彭富春“生活世界的欲、技、道游戏”说不但实现了方法论的创新，更以其“思想语言之道的思想”创造性地解答美学基本问题，并指引我们获得返回家园的智慧。

关键词：本体、积淀、生活世界、游戏、无家可归

郭硕博

概要：福柯通过一篇和康德同名的“什么是启蒙”的文章，进一步推进了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思考。福柯对康德式启蒙的超越之处在于，他对理性的多样性、对在场存在论和自身存在论的进一步拓展。他通过引入波德莱尔的现代美学思想，特别是他关于浪荡主义（dandysme）的论述，指出这种“自身的美学”在现代性中所处的位置和它对于超越启蒙的意义所在。最后，通过将福柯的观点与女性主义思想联系起来，指出福柯的思想也同样需要批判和重建，并阐明它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启示。

关键词: 启蒙；现代性；福柯；波德莱尔；自身的美学；女性主义

引言

本文主要讨论福柯与现代性的关系，尤其讨论福柯对康德的“启蒙”概念和波德莱尔的“自身的美学”（l’esthétique de soi-même , 即dandysme）的理解和分析。基于对福柯文本的解读，本文主要讨论福柯后期对于“自身的美学”的论点。

本文通过分析勾勒出福柯后期所提出的“自身的美学”理论。在此基础上，阐明该理论在论述个体解放的意义上，是如何与康德的启蒙哲学产生联系的。以及说明将自身生活变为艺术品的理念，又是如何能够克服现代性问题（如城市、理性、生产等等）给现代人所带来的疏远和隔离。

试论《园冶》中“巧”的思想

赖金金

摘要：“巧”的本义是技术，后衍生出具有天道意义上的巧。《园冶》一书无论是从结构框架还是从思想体系来讲都可以统筹在“巧”字之下，同时认为天道之巧重于技术之巧，天道之巧才是园林的生命力所在。

关键词：巧于因借 技术之巧 天道之巧

计成《园冶》一书于明末初版，但是在清朝几乎绝迹于国内，只是在李渔的《闲情偶寄》中稍有提及。这是因为该书在初版时附有阮大钺的序文，而阮大钺是个声名狼藉、为人所不齿的人。幸亏明末时有版本流传至日本而得以保存，并于民喜欢。之前两国二十年之后陆续传回国内才得以重见天日。《园冶》一书因其总结了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艺术而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造园艺术的专著。书中的思想之一“巧于因借、精于体宜”多为研究者所青睐。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只是把“巧于因借”当做造园学中借景方法的一种指导原则，而没有对“巧于因借”这句话做深入细致地分析。本文立足于“巧”字来深入分析“巧于因借”，试图论述《园冶》中所包含的“巧”的思想。

一

邹凤波

内容摘要：《周易》与设计的关联，一方面在于它试图对中国远古设计与造物的实践与经验进行把握和阐释；另一方面又在于它对中国传统设计与造物理论有着本源性的规定，乃是中国传统设计美学思想的开端。《周易》关于道与器、观物取象、观象制器、象与数、文与美、阴阳和谐等思想对后世设计与造物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然而，其设计美学思想的核心乃是在于它对于道器关系的把握，而观象制器则是道器关系转换的中间环节。

关键词：道、物、观、象、器

一

如果把设计[1]理解为此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规划与谋划并以此创制出各种实用器具的话，那么《易经》基于占卜的旨归作为设计的存在便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2]圣人创制八卦系统来预测人和事的命运，使得《易经》具有实际的应用功能。《周易》通过卦象及卦爻辞来预测吉凶便彰显了其自身的实用性与上手性，而正是这种实用性和上手性让其成为了设计与造物的存在。

张永恒

在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读书期间，导师秦志希先生推荐我认识了年轻的彭富春教授。彭富春是李泽厚的弟子，这也是我最初渴望走近他的原因。但事实上，彭与李研究美学的套路并不相同。彭的无原则批判体系是自己独有的，他以兼通中西的学识把技、欲、道作为借读中国哲学思想的三个关键点。彭在德国留学时师承博德尔，博德尔是研究海德格尔的大家，而彭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博士论文，在整个学界评价颇高。
我2002年底认识彭的时候，他还只有39岁，但已是很有名的学者了。彭16岁考上武大中文系，20岁毕业留哲学系任教，颇得当时武大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和哲学系负责人、著名美学家刘纲纪赏识，彭的故事还发表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但青年彭富春是不安分的，他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泽厚的研究生。
社科院毕业后，彭又回到了武大从教。作为一个哲学漫游者，他还是向往哲学的故乡——德国。于是他申请到德国学习哲学，这是一个苦差事。德国7年，他吃了多少苦？也许只有自己知道。从德国回来后，彭富春今非昔比。社科院和武大都想要这个德国哲学博士，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山清水美的武大，也许美丽的珞珈山和东湖之滨才是做学问的地方？

复调小说”,如果脱离这种“复调”空谈内容,就不可能把握问题的实质,因为“不懂得新的观察形式,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借助于这种形式才第一次在生活中看到和显露出来的东西。正确地理解起来,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地装饰已经找到的现成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地让人们找到和看见内容”〔2〕。这里反复强调的“第一次”,与施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一样,也突出了艺术的目的是使人对生活中的事物获得新鲜感。事实上,这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结构主义贯穿始终的思想,是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俄国形式主义虽然被称为形式主义,但这种理论从一开始就和语言学有密切关系,注意语言的结构和功能。雅各布森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后来又到美国,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理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捷克学者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lovsky)认为,日常语言会由于长期使用而趋于自动化,失去新鲜感,而文学语言则尽量“突出”(foregrounding)自身,不是传达信息,而是指向文学作品自身的世界。这一观念显然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直接的联系。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再到巴黎,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结构主义再到法国结构主义,这就形成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六十年代之后,结构主义从法国传到英美,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一股颇有影响的新潮流。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有多个源头。有人说古代的神话传说是源头，有人以为《诗经》中的叙事诗是源头，有人指出《庄子》、《韩非子》、《列子》里面的寓言是源头，还有人说志怪小说才算得上是源头，更多的人则认为千古叙事文学之源头当推《史记》。看来，中国古代的子书、史书，记录神话的书，再加上口头传说，都可以看作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中国叙事文学的产生应该是多源头，而不是单源头。但源头与起点不同。《左传》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与开篇。在《左传》之前的《春秋经》虽记事，但没有“情节”；《诗经》中也有叙事的篇章，但那是在“歌唱”故事，重点在抒情，是抒情文学的一种，不能算叙事文学。寓言则注重背后的理，很难称为叙事文学。真正具有叙事文学要素的是《左传》。

三年前，闻知余英时先生正在撰写有关朱熹的历史世界的著作，而且已经完成十余万字，
颇有惊喜之感。然而数年之间，未见出版，中心期盼甚切。今年夏天，此书终于出版，题
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全书上下两册，共计长达一千余
页，可谓鸿篇巨制。余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家，而我个人曾就朱熹思想和宋代道学的研究
下过一些功夫，故余先生此书对我的吸引，是可以想见的。我收到此书后，细读一遍，获
益不少。此书在朱子研究方面已属第一流的造诣，在宋史研究领域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其所关联的儒学研究、道学史研究、士大夫文化研究诸方面，皆别开生面，创获实多
。因此本书的内容及其主要论点，亟须介绍给学界，以促进相关的研究和引起进一步的讨
论。由于本书尚未在大陆出版，所以我的这篇介绍和述评略为详细；又由于余先生书中对
各部分内容往往都有清楚的说明，故我的叙述中难免有“寻章摘句”的地方，这是先要说
明的。

一、朱子的“历史世界”

读过余著之后，很自然地联想起钱穆先生的巨作《朱子新学案》。钱先生新亚退休之后，
已年近七十，积四年之力，作成《朱子新学案》。余先生早年学于钱氏门下，在普林斯顿
大学退休后，也是以近七十之年，经三、四年的功夫，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两部
书的写作各有其不同的因缘，本无交涉；而其同为退休后的力作，又皆以朱子为中心，此

彭富春

杨家友博士以前一直是做席勒的，当然对于其他课堂、文本都很注重，另外人很诚实，口碑很好，我听到很多同学对你都是称赞有嘉，包括美学的同学，还有其他非美学的同学。而且自从离开武汉大学以后，现在到了武汉科技学院，又到了东南大学，我就发现现在底气更足，信心倍增。刚才舌战群儒，我看基本上都被他打败了。好的，下面就是几个值得肯定和修改的地方。还有我自己的想法，这点你不一定赞同。

主持人：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彭富春教授，刚才已经说了，无主题的漫谈，主要是这些年来他研究哲学、学习哲学的一些心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有一些现代性问题上的一些研究，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彭老师讲二十分钟吧，完了之后大家再坐在一起讨论一下，现在咱们就欢迎彭教授。

彭富春：各位年轻同事平时也有些往来，但是一直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好好交流，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大家是我们哲学院的希望，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哲学重镇，由此也可以推论，大家也是中国哲学的希望。担子很重的，不能随便调侃啊，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来做。那天小陈老师跟我商量的时候，我想每个人的专业都不一样、兴趣都不一样，我们确定唯一的一个主题呢，可能限定了我们讨论的范围，我就提出，我们就搞一个关于哲学的无主题的漫谈，但这个漫谈也不能太漫无边际，我大致的想了一下，先大概讲一下我自己治学的一个思路。

刘道玉

摘 要：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人才，所谓“得人才则得天下”就是这种思想最集中的概括。爱才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做一个真正的爱才者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爱才者必须具备卓识和胆识，前者是识别人才，而后者是保护人才。人才问题又是一个难题。作者不揣冒昧，借本文意欲谈谈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主要是关于人才的识别选拔、教育培养、聘任使用、流动和保护等问题。

关键词：人才学；人才的识别；人才的培养；人才的聘用；人才的保护

我国人才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的最早倡导人是有怪才之称的雷祯孝。他于1979年5月2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人才·规律·制度》一文，接着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应当建立一门人才学》的文章。倡议发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华社专门发出电讯稿《社会科学园地里一株新苗破土而出，人才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79年11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又发表了他的《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当天就作了批示。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雷祯孝研究人才学初露锋芒》的专访，于是全国掀起了人才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