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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列国时期，在诸侯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中还存在着一种“用《诗经》说话”的风尚，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在政治交往领域中优雅地表达。这种风尚基本上贯穿于整个春秋时期，应该有上百年的时间。而这一阶段，也正是最为孔子所激赏的一些政治家诸如管仲、晏子、子产和叔向等出现的时期。

《诗经》成为当时最为特别的政治交往语言，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的诸侯相会或是各国卿、士大夫聚会时，那些职业政治家们有针对性地赋上一首《诗经》，已经成为当时政治交往中的时尚，许多迎来送往的客套包括一些最为紧迫的政治性要求，都完全可以通过《诗经》的“中介”表达出来。用《诗经》说话，用《诗经》表达心声，用《诗经》表达政治诉求，那些生硬的政治，因为有了《诗经》的薰陶，也便具有了人文的生气。那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在政治场合尚诗的时代，《诗经》与政治互动，政治具有了艺术的儒雅，同时《诗经》也获得了社会生活的直接滋养。

杨恒均

雷震1897年生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投身政治，很快获得蒋介石青睐，并受重用，出任国民党政府高官。民国在1949年迁台后，他官至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要职。1950年与胡适等人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从此以后坚持宣传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长达十年之久，批评台湾国民党威权统治有违民主理念与民意的言行，成为国民党的心头之患。最终被蒋介石政权政治陷害，1960年被捕入狱，于1970年出狱，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0个年头，1979年逝世，2002年台湾当局为雷震平反……

虽然雷震的名声好像远远没有胡适、殷海光大，但我却认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下展开的民主启蒙运动以及对台湾后来民主化的推动方面来看，雷震的贡献绝对不小于胡适、殷海光等。但历史是文字记录下来的，殷海光和胡适不但自己的文字写得好，其理论建树也影响了一大批后来写文章的人，所以说起那段历史，我们看到文字记载的更多的是胡适和殷海光等，而不是雷震。历史上经常出现文字记录的历史过于偏重写文字的人，而对于更倾向于实际行动的人（特别是行动失败的）则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尊重。《自由中国》固然是打着胡适的名头，但具体操作的一直是雷震，而且，雷震“体制内”的背景和身份，尤其是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恐怕对《自由中国》的保护作用，并不一定小于胡适的名头。

何卓恩

殷海光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农村传教士家庭，高中毕业后到北平问学于金岳霖、熊十力，后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并考入独立建制的清华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毕业前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赴印度接受军事训练，退役后，以时论著作赢得国民党内一些高官的注意，被延揽到宣传机构任职。1949年3月以《中央日报》主笔身份赴台，期待国民党彻底改革。1949年8月辞职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参与创办《自由中国》批评时政，矢志于阐扬五四精神，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1960年《自由中国》被迫停刊，殷海光开始受到连串的迫害，1969年9月16日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历史造就人物，人物也努力塑造着历史。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历史大变局，既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戏剧性延续，也是中国三千年常有之离合的再一次复制。在这场大变局中，一些大陆读书人身不由己来到了偏安一隅的台湾，他们力图借助于不同既往历史的时空环境，将偏安之隅率先带出历史的轮回，殷海光堪称其中之健者。

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字中，殷海光说过一段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海光文选自叙》）这一段夫子自道，简捷地勾勒出了殷海光思想的轮廓。

胡兰成

和沈启无先生，谈起周作人，他说：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很庄严的，──不是严肃，是庄严。他的生活的气氛几乎不是中国式的，却是外国式的。倘拿中国的哲理来比拟，则他毋宁与道教相近，而他所提倡的儒家精神，却其实是他所缺乏的。

又说：他的爱好明人散文，也是爱的那时代的空气的，但不知怎的，后来又把散文弄成小品文了。

那提到我写的两篇文字“周作人与路易斯”和“谈谈周作人”说：你说他只想做一个平实的人，是对的。你还看出他晚年的惆怅。真的，他晚年似乎很失望，觉得中国总不能好起来。

因而慨叹说：和鲁迅分离，于他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

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以上一段话，虽然是在筵席上因为两人坐在一起随便说说的，简单得很，却是关于周作人的极深刻的也极素朴的话。散席后归来，我忽然想到要加以批注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的，中国人的生活变得这样琐碎，零乱，破灭。一切凶残，无聊，贪婪，秽亵，都因为活得厌倦，这厌倦又并不走到悲观，却只走到麻木，不厌世而玩世。这样，周作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庄严，所以要使人感觉不是中国式的了。倘若说是外国式的，那么，还可以更恰当地说，是希腊式的。

徐百柯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公认的宋史泰斗。

邓广铭研究古代史，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作人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复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故“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才学。邓广铭无疑就属于这不多的“几人”之列，史学大家周一良甚至认为他堪称“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范福潮

春雨淅沥，数日不止。父亲不能到院里活动，心中憋闷，敞开屋门，靠在枕上，静静地看雨。天晴了，父亲到院里散心，桃花开了，椿芽绿了，一群麻雀在枝头飞来飞去，我上树摘了一把香椿，母亲说，醪糟做好了，今天吃春饼。父亲回屋，伏案写道：“暮雨朝晴气象新，病中又过一年春，但使家酒天天有，管他青冢向黄昏。”父亲让我把诗笺送到史家，请史大夫来我家吃午饭。11点，史大夫来了，他拄着拐杖，背着药箱，里面装着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之类的东西，他先给我父亲量血压，接着询问病情，嘱咐一些服药、保健方面的事，然后喝茶聊天。

抗战时，史大夫是军医，右脚被炮弹炸伤，复员后，他在城里开了一家诊所，父亲从那时认识他，交往三十多年了。他没孩子，老伴儿去世后，一直独居。去年我去他家拜年，见门上贴着一副奇怪的对联：上联是“，”，下联是“！”，横批是“？”。回家我问父亲：“史伯伯的对联是什么意思？”父亲不答。今年我去拜年，临走前，父亲说：“你猜猜，史大夫今年怎么写对联？”我猜不出。父亲给我一个信封，要我交给史大夫。到了史家，见门上的对联，上联是“！”，下联是“？”，横批是“……”。史大夫取出信，见白纸上写着这三个标点符号，他会心一笑，在下面题道：“乱世无隐者？国破复家贫。平生论知己，如君有几人？”

几曾回首

　中共1959年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将彭德怀打为“私通外国”、“反党和反毛泽东”的野心家，此后他的日子就一直不好过，在被穷追猛打的时候，彭德怀多次提到死亡，或者说是请枪毙他，或者要警卫开枪结束他的生命，死了算了。

　　庐山会议开完之后，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过一句话，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只有张爱萍一人表示不在乎，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

　　然而他的噩运才刚刚开始，此后还有更甚的。在“彻底批臭彭德怀、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的指示下，中央军委从在庐山会议后，从8月到9月，几乎开了一个月的扩大会议。彭德怀被逼不过，气愤的说：“把我拉出去枪毙好了，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报名来。”

　　毛泽东1961年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被迫接受陈云等人的建议，提出调整的方针，彭德怀以为自己有希望复出，就给毛泽东写信，回到湖南做农村调研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年底彭德怀回来交上调查报告，哪里想到当时的中央正在紧锣密鼓的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1962年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 “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德怀是搞颠覆的。”

核心提示：前212年秦王朝建立十周年时，这个帝国达到了极盛，秦始皇踌躇满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然而这位大皇帝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传之万世的千秋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琅琊石刻（秦相李斯题）

　　秦国自商殃变法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奖励耕战“赏不遗匹夫，刑不避大夫，使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的基本国策。秦内修明政理以储军国之资，外开疆辟壤与列国争衡。秦国统治者运用严酷无情的法家思想以赏罚为二柄，彻底的动员了倾国之力，投入到战国时代规模宏大而惨烈的兼并战争中。自秦孝公起至秦统一天下的150余年的时间里，被称为“虎狼之师”秦军与东方列国大小百余战，共计歼灭六国军队150余万。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战场上，冷血的秦人踏着六国之人的尸骨与鲜血走上了统一之路。

马英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经国先生病情突然恶化，吐血而去，举国震惊。英九当时在总统府第一局工作，忙着准备安定政局、治丧及新总统继任等幕僚作业，无暇伤心难过，直到午夜时分，公事暂告一段落，我瘫坐在椅上。过去六年追随经国先生的种种才猛然涌进脑海，一时悲从中来，突然想到从没有跟经国先生单独合照过。

我确不曾向经国先生请求合照过，但他留给我们的早已远远超过一张照片，而是一幕幕珍贵的历史景观。于今距离那一刻已是十几载春秋，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台湾人民对经国先生高度的崇敬，其实包括了怀念过去以及期望未来两种情绪。我追随六年，有责任对他的施政就观察所得做一较完整的评析，以更深刻认识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从而思索今后继续成功的途径。

蒋经国时代

在埃及，六千年前法老的诅咒，让许多接近他的考古学家死于非命。

　　现今中国，《红楼梦》三大男女主角：林妹妹、贾宝玉、薛宝钗的人生悲剧在他们87版的扮演者身上重演，陈晓旭的香消魂断不忍多说，欧阳奋强、张莉的人生境遇咋又会跟宝玉宝钗的结局这么相近吻合?

　　如果说扮演宝玉是欧阳奋强人生辉煌的盛极一时，那么作为一名业绩平平的无名导演和人生遭受过重大挫折的欧阳奋强，算得上一点宝玉式的衰败潦倒了。张莉现独身一人隐居加拿大，是否印证了薛宝釵独守空房的爱情悲剧?

　　他们的人生遭遇与红楼梦三位主角的悲剧结局如此巧遇，是偶然巧合，还是红楼梦的某种“诅咒”?

　　陈晓旭自称当年的性格与气质都与黛玉很像。演完黛玉，经过一段彷徨后，她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商界，成为了广告界的风云人物。就在事业成功的时候，陈晓旭出人意料地选择放弃亿万家产剃度出家。当时的她，已身患重症。固执如黛玉般的性格却使得陈晓旭不愿接受治疗，终因乳腺癌不治离我们远去。如今，曾将一出“黛玉葬花”演绎得楚楚动人的她化作了一抹尘土回归了人间，走完了她年仅42岁的一生，卿本佳人，奈何薄命？

　　
陈晓旭　黛玉　红楼梦

　　萨尔蒂科夫：女皇的初恋情人

　　1745年，年仅16岁的叶卡捷琳娜与表哥彼得(也就是中国的“太子”)正式结婚，成为大公夫人。但由于彼得生理上有缺陷，结婚8年后，叶卡捷琳挪仍然是处女。

　　1752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叶卡捷琳娜被丈夫彼得毫无结果的亲昵搞得浑身不舒服，便来到皇家猎场散心。

　　她遇上了两个男子，列夫·纳里希金和谢尔盖·萨尔蒂科夫。叶卡捷琳娜被后者英俊的外貌吸引，当宫女告诉她，萨尔蒂科夫的母亲，是女皇伊丽莎白300个卫兵的“公共情人”时，大公夫人对此人的印象更深。

叶卡捷琳娜

　　而萨尔蒂科夫也被大公夫人迷得不轻。他立即找人帮助牵线搭桥，并说，为了大公夫人，就算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也不怕。一来二往，年轻的叶卡捷琳娜终于被情场老手俘虏，就在初次见面的猎场里，叶卡捷琳娜红杏出墙了。

　　此后，叶卡捷琳娜与萨尔蒂科夫常常幽会，难分难离。她手下的宫女生怕出事，便对伊丽莎白说彼得无法生育，最好请萨尔蒂科夫来“接种”。伊丽莎白居然同意了。从此萨尔蒂科夫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与叶卡捷琳娜在一起。

　　但这样一来，萨尔蒂科夫反而觉得无趣。他不愿担当“种畜”的角色，便劝彼得接受治疗，让他能够履行丈夫的职责。

一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二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
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清
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
，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梁启超 （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
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举人出身。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
，人称“康梁”。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晚年在清化学
校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文学家在梁实秋的回忆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
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
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
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
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
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